二零一二年八月五日

國民教育與我

徐錦堯

　　我一九七一年升神父時已立下志向，要致力於三種結合：信仰與生活結合，宗教與社會結合，聖經與中國文化結合。認同和愛上自己的國家、國土、人民、文化，從此成了我生命的最強動力之一。

　　八零年初在英國進修時，香港人爭取居英權，如火如荼；但最終還是被否決了。英國人沒有把她的「屬土公民」當自己人。我感到一個沒有國家者的悲哀。

　　兩年前看一些資料，非洲窮國津巴布韋因為財困而要印鈔票，於是單單2008至09一年之間，便產生瘋狂通脹，結果是：一千億津元只夠買三隻雞蛋。而美國財政出了問題，卻可以出動印鈔機器為自己解困。這就是強國和弱國間的巨大差別。沒有大樹，如何乘涼？

　　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以後，香港人移民者平均每年六萬人，多數都是有「財」的或是有「才」的。香港九七末日說，遍傳天下。

　　於是教研中心成立了，為了面對香港的過渡和香港的未來，也為了中國的未來。

　　我於是想到為香港天主教學校學生寫倫理/德育/公民/國民教育，並嘗試讓德育、公民和國民教育三者作有機的結合。這就是我1984年所寫的六本倫理書：《蛻變》、《成長》、《群居》、《探索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新民》。這書的台灣版曾獲台灣行政院新聞局給予優良圖書金鼎獎，九二年也獲香港明報給予「專題貢獻獎」。它是我後來編寫國民教育的濫觴，也代表那個時代對國民教育的重視。隨著九七腳步越來越近，天主教會對國民教育的呼聲也越來越強，於是教研中心便於1995年和天主教教育事務處合作出版了一系列的國民教育教材《香港情、中國心》，我不單負責主編、執筆，也曾由高小直到高中，去親身試教這套書，獲得當時在場觀課的一百多位校長、教師的激賞，由問卷結果更得知他們百分九十以上都贊同這套國民教育的內容。

　　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愛國家愛民族，我會告訴你，耶穌、保祿、耶肋米亞先知等都愛自己的國家、民族。孔子在離開魯國時很不捨得，他認為這是「去父母國之道也」。中國的偉人十居其九都愛國、愛民。鎮守遼東的袁崇煥，為了保家衛國作了巨大犧牲，他的名言曾讓我不止一次激動流涕：「十年以來，父母不得以為子，妻孥不得以為夫，手足不得以為兄弟，交游不得以為朋友」。當時的中國，一點都不比今天好；歷史上的中國，也大多時是民不聊生，但愛國者還是前仆後繼。

　　國民教育，其實不止是愛國教育，更是建國教育。但為了不讓愛國走向狹隘，我主張「扎根信仰、熱愛家庭、投身社會、胸懷祖國、放眼世界、注目永恆」。面對不同意見的人，我們更應有「肯定自己、欣賞別人；學習別人、豐富自己」的智慧和胸襟。

　　我不主張洗腦。我們要教導學生做人，做個堂堂正正的公民、國民、世界人，要懂得面對人的生老病死、成敗得失、喜怒哀樂，要有能力化痛苦為祝福，將絆腳石變為踏腳石。方法是是運用一切好的材料和經驗。

　　如果做個好公民或好國民是桌子的桌面，支撐它四隻腳是：1.天主教和中國文化；2.其它宗教和其它文化；3.人文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等；4.老師自己，他不但是經師，還應是人師，要說給學生聽、作給學生看。

　　這是愛的教育、情的教育，也是理性的、包容的、心胸廣闊的生命疆場上的縱橫馳騁。



　　


(轉載自公教報 二零一二年八月五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