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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教育与我
日期:2012年8月5日
教研之声20070408

二零一二年八月五日

国民教育与我

徐锦尧


  我一九七一年升神父时已立下志向,要致力于三种结合:信仰与生活结合,宗教与社会结合,圣经与中国文化结合。认同和爱上自己的国家、国土、人民、文化,从此成了我生命的最强动力之一。

  八零年初在英国进修时,香港人争取居英权,如火如荼;但最终还是被否决了。英国人没有把她的“属土公民”当自己人。我感到一个没有国家者的悲哀。

  两年前看一些资料,非洲穷国津巴布韦因为财困而要印钞票,于是单单2008至09一年之间,便产生疯狂通胀,结果是:一千亿津元只够买三只鸡蛋。而美国财政出了问题,却可以出动印钞机器为自己解困。这就是强国和弱国间的巨大差别。没有大树,如何乘凉?

 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以后,香港人移民者平均每年六万人,多数都是有“财”的或是有“才”的。香港九七末日说,遍传天下。

  于是教研中心成立了,为了面对香港的过渡和香港的未来,也为了中国的未来。

  我于是想到为香港天主教学校学生写伦理/德育/公民/国民教育,并尝试让德育、公民和国民教育三者作有机的结合。这就是我1984年所写的六本伦理书:《蜕变》、《成长》、《群居》、《探索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新民》。这书的台湾版曾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给予优良图书金鼎奖,九二年也获香港明报给予“专题贡献奖”。它是我后来编写国民教育的滥觞,也代表那个时代对国民教育的重视。随着九七脚步越来越近,天主教会对国民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强,于是教研中心便于1995年和天主教教育事务处合作出版了一系列的国民教育教材《香港情、中国心》,我不单负责主编、执笔,也曾由高小直到高中,去亲身试教这套书,获得当时在场观课的一百多位校长、教师的激赏,由问卷结果更得知他们百分九十以上都赞同这套国民教育的内容。

 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爱国家爱民族,我会告诉你,耶稣、保禄、耶肋米亚先知等都爱自己的国家、民族。孔子在离开鲁国时很不舍得,他认为这是“去父母国之道也”。中国的伟人十居其九都爱国、爱民。镇守辽东的袁崇焕,为了保家卫国作了巨大牺牲,他的名言曾让我不止一次激动流涕:“十年以来,父母不得以为子,妻孥不得以为夫,手足不得以为兄弟,交游不得以为朋友”。当时的中国,一点都不比今天好;历史上的中国,也大多时是民不聊生,但爱国者还是前仆后继。

  国民教育,其实不止是爱国教育,更是建国教育。但为了不让爱国走向狭隘,我主张“扎根信仰、热爱家庭、投身社会、胸怀祖国、放眼世界、注目永恒”。面对不同意见的人,我们更应有“肯定自己、欣赏别人;学习别人、丰富自己”的智慧和胸襟。

  我不主张洗脑。我们要教导学生做人,做个堂堂正正的公民、国民、世界人,要懂得面对人的生老病死、成败得失、喜怒哀乐,要有能力化痛苦为祝福,将绊脚石变为踏脚石。方法是是运用一切好的材料和经验。

  如果做个好公民或好国民是桌子的桌面,支撑它四只脚是:1.天主教和中国文化;2.其它宗教和其它文化;3.人文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等;4.老师自己,他不但是经师,还应是人师,要说给学生听、作给学生看。

  这是爱的教育、情的教育,也是理性的、包容的、心胸广阔的生命疆场上的纵横驰骋。



  


(转载自公教报 二零一二年八月五
日)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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